广西：加力突破 务求实效******

　　【坚定信心 勇毅前行⑲】

　　光明日报记者 周仕兴 王瑾雯

　　1月8日，广西凭祥友谊关口岸全面恢复通关。当日入境旅客2800多名，出入境货物车辆1500余车次，尽管口岸排着几公里“长龙”，但依旧秩序井然。

　　为保证友谊关口岸全面恢复通关，凭祥市探索建立“党支部+公司+党员”模式，指导友谊镇卡凤村建设司机“红色驿站”，为货车司机和出入境旅客提供暖心服务。司机陆庆华说：“以前都是在车上将就休息一晚，现在在‘红色驿站’住宿，一大早就能开车到越南，既方便又省时。”

　　畅通物流循环是推动企业稳生产的重要一环。为帮助出口企业在恢复通关后平稳运转，广西崇左税务部门把脉出口企业需求，依托税收大数据和当地运输企业系统开票数据，加快出口企业、运输企业间“购产供销”连接，接起生产链、供应链断点。

　　“当前正是越南水果上市旺季，应季榴莲等水果容易腐烂。全面通关后，运输业务需求很大，预约不到企业和司机，好在崇左市税务部门牵线搭桥，帮助我们把积压的货物运输出去了。”广西亨泰控果贸易有限公司报关员农桥平说。

　　想企业之所盼，解企业燃眉之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加力突破、务求实效，牢牢把握经济工作主动权，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全力推动全区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全区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起来，自治区工信厅选派工业振兴特派员进驻区内各医药生产企业，“一企一策”帮助解决企业生产运行中的问题；柳州市设立“柳州企业日”“柳州工匠日”，开展企业家培育工程；桂林市叠彩区实施领导干部“企业大走访”行动，助力企业迅速达产稳产、扩能扩产……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党旗，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全区各地充分发挥园区党委（党组）、工业振兴特派员工作队服务职能，对亿元以上工业企业、全年产值增速有望扭负回正或收窄降幅企业、高成长性企业等，逐个建立台账实施“一对一”服务，积极引导党员职工带头投入生产一线，成为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的“服务者”“守护者”。

　　“我们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着力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基层党组织提质聚力，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为开辟发展新赛道、塑造发展新优势提供坚实支撑。”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务委员、自治区党员教育中心（远程办）主任刘晓滨说。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01版）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